中国爆"高级海龟"争夺战 跨国公司大举使用本土人才

文章来源: 金融时报 于 2006-02-21


英国《金融时报》艾米•叶(Amy Yee) /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的李纲，难以想象自己还会回到这个地方，顶多也就是做短暂停留。当时，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的黑暗时期刚刚过去，尽管李纲就读于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上海复旦大学，但他还是决定抓住机会，离开中国，赴美留学。

在休斯敦完成学业之后，他于1985年加盟安达信咨询(Andersen Consulting)。现名为埃森哲(Accenture)。那里的合伙人对他抱有很高的期望。李纲表示：“他们告诉我，‘你最好是回到中国。那里将有一个市场，但我们不知道何时出现。’”

兜了一圈回到原位

但他走了一圈之后，又回来了。目前，48岁的李纲担任埃森哲大中华区主席，统领着2400名咨询人员。

李纲是“海龟”（sea turtle）的一个代表人物，这是一个中文词，指那些出国学习和工作，但现在正“游回祖国”，在跨国企业中担任高层职务的人。

大公司纷纷追逐这些“海归”( returnees)，不仅因为他们普通话流利，同时因为他们了解中国复杂的历史、政治体系，以及文化和社会习俗。在未来最为重要的市场之一，这些因素可能决定着（业务的）成败。

与过去跨国公司乐意把薪酬高达100万美元的西方管理人员空降到中国相比，它们目前正大举使用“本土”人才，充实在华高层管理职位。“本土”人才这个词比较宽泛，包括大陆海归、台湾等地华人以及在中国雇用和培养的员工。

合格候选人才的匮乏，加大了雇用中国高管的难度。高管猎头公司海德思哲(Heidrick & Struggles)的一份报告，谈到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几个原因：许多目前处于50至60岁年龄段的人，其教育和工作机会因文化大革命而受到了影响；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人才流失”(brain drain)令当地人才储备枯竭；中国优秀的商学院为数寥寥；当地中国高管往往缺乏全球经验。

海德思哲负责人Joy Chen表示：“企业希望本土化，但多数员工是大陆本土员工，不具备全球商业准则方面的经验。”

人才大战触及最高管理层

中国的“人才大战”(war for talent)已触及最高管理层级别。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本月从花旗集团(Citigroup)挖走孙玮(Wei Christianson)，负责其中国区业务。2004年，微软(Microsoft)起诉Google，因为该公司高级研究人员李开复(Kai-Fu Lee)转投Google，出任这家搜索引擎中国研发中心主管。

猎头公司正通过非常规的手段寻找合格的中国人才，公司正式名册中对这些人没有详细记录。18个月前，海德思哲开始利用海外华人使用的网络，构建潜在候选人数据库。这些网络包括中国大学的校友会、民间协会以及教堂和休闲俱乐部等。

理想人选通常是在国内接受大学教育，在西方接受研究生教育，拥有5年至25年海外工作经验，并在跨国公司担任中高级管理职务。

这部分人是佼佼者：上世纪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时，只有不到1%的高中生有机会上大学。而在大学毕业生中，只有那些在学术和政治关系方面最硬的人方可出国深造。

因此，这些少数幸运儿可以要求天价薪水。中国高管的薪酬堪与其美国同级员工媲美，可轻松达到数十万美元。

即便发现了合格人才，仍不能保证他们愿意回国。但过去5年，由于中国职业发展方面的巨大潜力，海外华人回国发展的兴趣日益浓厚。

尤其是当某人在美国遇到了“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时更是如此。所谓“玻璃天花板”，即妇女和少数族裔被挡在高级管理层之外的现象。“可能他们的英语有口音，或者上大学时没有参加一个联谊会（fraternity）。在美国，这类事情会将他们关在管理层岗位的大门之外，”Joy Chen表示，“但回国后，那些二元文化特点能成为一个很大的优势。”

驻纽约工作的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副总裁沈豪宇(Haoyu Shen，音译)感觉到了中国崛起的吸引力。现年35岁的他就有这样的背景。他出生在上海，曾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并在美国爱荷华大学 (University of Iowa)取得了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

沈豪宇曾在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和美国运通供职。他表示：“与美国相比，在中国工作乐趣更多，也有更多升迁机会，不过，风险也更大。”同时他也承认，“你在美国可以过舒服日子，但除非你确实非常非常优秀，不然在业内晋升是很难的。”

由于中国在高管招聘方面存在需求，猎头公司光辉国际(Korn/Ferry)相时而动，于去年将其亚洲总部从新加坡迁至上海。

在中国管理和西方管理间搭起桥梁

光辉国际亚太区总裁郑家勤(Charles Tseng)说，理想的管理者能够在不同文化的中国本土管理者与西方管理者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不过这需要理解他们各自不同的领导风格。

光辉国际与北京大学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与西方领导者相比，中国领导者更倾向于采用“任务导向型”和“智力型”的管理风格。这类风格注重“规则与程序”，“苛严的目标，以及有数据支持的强力观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西方管理者和来自亚洲“四小龙”（台湾、新加坡、香港和韩国）的领导者强调的则是 “参与型领导”，这种领导风格注重内部共识、团队建设和“社交型领导”，即积极引导他人参与。

光辉国际表示，管理者在升至更高职位时，通常会采用参与型和社交型的领导风格，而任务型和智力型领导风格往往被初级管理者所采用。

在去年的一个有中国大陆商业领袖出席的研讨会上，光辉国际与大家分享了这些结论。郑家勤表示：“这种差异使他们彻底震惊了。”

一旦雇用中国高管，企业就会在留任问题上面临挑战。中国高管不仅流失率高，而且他们为高薪而跳槽的情况屡见不鲜。百事公司(PepsiCo)在广州的销售团队有400多人，2000年其流失率高达50%左右。在建立更完善的员工反馈体系后，该公司在三年内将流失率降低了一半。

培养自己的人才

外国公司还认识到，培养那些从未旅居海外的中国本土人才颇有必要。麦肯锡上海分公司主任高安德(Andrew Grant)表示：“应该少着眼于挖取人才，而是要更加致力于培养自己的人才。”

各大公司正在从中国10家顶尖高校招聘员工。高安德特别推崇中外混合型的团队。他指出，麦肯锡将一些中国新员工派遣至法兰克福呆上一两年，让他们体验歌剧及品酒等各种经历。

一些猎头公司及咨询机构警告称，在中国人才抢夺战中，不要想当然认为华人一定会在中国取得成功。

高度西化的中国海归可能很难熟悉环境，而适应能力强、性格开朗的西方人可能在这方面非常成功。

高安德表示：“在中国只有一条路可行的说法是很危险的。”

郎咸平口吐惊人：中国高科技只是一场“幻象”

文章来源: 香港文汇报 于 2006-02-11


郎氏在最新一本洋洋26万字、名为《科幻----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战略评判》的书中断言：“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因此，中国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国的高科技思维是中餐馆似的思维，也就是不讲工序、不讲纪律的思维”、“一个没有纪律的团队是根本无法成长为微软的”。

这本书中，郎氏祭出了他一贯的法宝----财务分析，而案例是清华紫光、方正科技、中关村科技以及联想。

被批判的联想模式

在郎咸平眼中，国内数得上号的高科技企业如清华紫光、方正、中关村（实际上是一间地产公司）以及大唐集团都是反面案例，唯一值得称道的仅中兴通讯一家。

而联想成为重点的批判对象。联想“国际化＋多元化”的恢宏愿景，在郎咸平眼中却是一连串的战略失误。


郎咸平通过数据分析认为，联想早期的收购和注资行动使其资产不断增加，然而由于联想在购入新的业务时并没有详细的发展蓝图，联想的总资产虽有增加但其资产回报率却逐年下滑，由2001年的19%下降至2003年的12%。联想的互联网业务经营艰难，与赢时通的合作于1年后宣告失败，亏损超过2亿港元，其后与美国在线的合作亦因双方各自的内部问题，致使合资公司在两年内没有实际运作的情况下以亏损收场。

郎认为，“目光短浅”主要表现在联想的IT服务业务方面。联想的IT服务业虽然一直处在亏损状态，但其业务的发展却有很高的增长，甚至比市场的增长还高出很多。例如，2003年，全国IT服务业的增长为31.5%,而联想的增长是198%；另外，联想在IT服务业内的咨询服务表现出众，2003年，联想以3.5%的市场份额首次跻身中国IT咨询市场前三名，仅次于IBM的11%及惠普的8%，在国内IT咨询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但联想却在此时戛然而止，停止进攻。在2004年7月将旗下的IT服务作价3亿元转让给亚信科技，以换取亚信科技15%的股权。联想退出，究其原因是IT服务业收入并未能达到联想预先订立的目标。郎咸平认为，联想并未给予IT服务足够的时间来达到目标，就匆忙退出，此为目光短浅之举。

郎咸平还批判联想轻视研发，联想在2000年就一直实行“贸工技”战略，把技术放在较次要位置，在2004年才有所转变，开始重视研发，但当年只投入2亿元作研发资金，占当年总营业额还不到1.2%，而相比华为和海尔的研发投入，联想只能望其项背。华为每年投放不少于营业额的10%资金作为研发，海尔亦拨出不少于营业额的5%的资金，联想明显是落后的。

当然，批评总是容易的。郎咸平在本书中并没有为中国的高科技企业给出解决方案。

危局与幻象

关于“幻象”的论断，不仅来自江湖。

“中国过去保持25年GDP持续高增长是以牺牲过量能源为代价的。”一位科技部官员向本报分析。

一组数据有力地支持这种观点：2003年国家GDP实现9.2%的增长，消耗的资源是全球原煤的31%，石油的7.4%，钢铁的27%，水泥的40%以上。

“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一方面表现出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和物质基础越来越依靠于不可再生的资源，另一方面又使得中国经济运行的基础越来越带有脆弱性，因此中国整个经济在对外贸易依存度方面表现出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像中国一样有如此高的对外依存度：美国不到27%，**也不到30%，而中国始终在40%左右，2004年曾经达到62%。”

在这样背景下，2月9日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指出未来十五年“发展能源、水资源和环境等11个重点领域的技术放在优先位置，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瓶颈问题”的方针显得非常及时。

《纲要》别有意味地表示，“事实告诉我们，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而要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就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若干重要领域掌握一批核心技术，造就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毫无疑问，郎咸平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表达他的“幻象”观点。

在郎引用的2002－2003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表的《国际竞争力分析报告》显示，中国2002年的技术基础设施和科学基础设施分别排在42 位和24位，是非常低的。而中国的总体竞争力（包括经济表现、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基础设施四大指标组成），从1998年的21位下降为2002年的31 位。

郎认为，即便是这个排名结果，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经济表现”一项，“因为中国近年来一直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其它的几项如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基础设施等在世界上排名一直都在30-40位左右，“一般来讲，经济增长长期的高速度是很难保持的，如果去掉这一项，我们的得分就更低了”。

另外，郎咸平还指出中国科技研究开发效率低下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的研究人员数量是世界第二，但我们的产出却在世界最低之列。”

7个不养高科技的传统文化

什么阻碍了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进步？

郎咸平认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举足不前，原因在于中华传统文化观念的困囿，关键并不在制度建设。

郎认为，中国不养高科技的七个传统文化观念包括：“失败是成功之母”、“杀鸡不用牛刀”、“四两拨千斤”、“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外行领导内行”、“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郎还指出，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存在着思维上的困惑，例如面向研发还是面向科研，面向专家还是面向产品，面向过程还是面向结果，面向机遇还是面向战略，面向研发规律还是研发速度，面向“以人为本”还是“以法为本”。

显然，文化探源，对国民劣根性的反思是其提倡新思维的出发点，但郎并未与中国政府管理层进行过对话，“我只专注于做企业的事情，并未涉及到政府体制范围”。

正方

郎咸平：中国有没有高科技无关国企体制

本报记者 丘慧慧

深圳报道

2月8日下午，原本打算马上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的郎咸平临时改变了主意，决定书面回复本报。傍晚时分，郎打来电话说，“回复本来已经写好了，但是有些问题我要再仔细考虑一下，明天回复你。”

显然，从回复来看，比起《科幻》一书中体现出的郎咸平本人一贯的尖利、不留情面，郎在采访回复中的措辞要婉转、温和许多。

郎对自己在书中“刻薄”一面给出的注解是：“你不要把批评当成悲观，应该把批评当成严厉的期许。”

“要自主创新就必须思考现状”

《21世纪》：郎教授一向言辞大胆，正逢中国开始推行“自主创新”战略之际，你对中国的高科技幻象发出如此严厉的批判，触动你写《科幻》的原动力和初始想法是什么？

郎咸平：自主创新这个概念本身对于中国而言是极其重要的，这也是政府提出“自主创新”的真正意义所在。可是要达到这个国家级的目标，我们必须一步一个脚印的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提出问题”是我的“科幻”的目的，而“解决问题”是另外一本书“思维”的目的。

举例而言，“思维”一书中就提出了韩国企业成功的原因在于，以后期创新为主而不是前期创新，这个思维是不是也是一种新型的“自主创新”思维呢？另外，真正注重前期创新的**企业如索尼、三菱和日产反而碰到了经营问题，这是否值得我们反思“自主创新”的真正意义呢？所以如何正确的理解与发展科技创新是我写书的目的。

而政府提出“自主创新”只是一个政策，至于企业应该如何具体的执行，也是我写书的目的。只有企业理解了本质问题，国家“自主创新”的政策才有可能落实，因为企业才是“自主创新”的推行主体。

《21世纪》：类似于“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这样的断言，相信很多人心中能产生共鸣，但中国科技竞争力疲弱的事实却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你认为《科幻》一书意义何在呢？

郎咸平：中国高科技竞争力疲弱是个事实，我们必须深刻的反思我国高科技的现况，才能使得我国未来的高科技发展更上一层楼。至于中国高科技竞争力薄弱的本质能否发生改变，那就需要整个社会群策群力才有可能改变。

“我从来不认为国企是个问题”

《21世纪》：在写作此书前，你针对不少高科技企业做了相当的调查问卷，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否也与中国科技主管部门、决策者们做过沟通和交流？

郎咸平：我这本书主要是针对企业，因此我们对企业作了相当多的调研。但我没有和主管部门、决策者们沟通过，因为我只想谈企业问题。

《21世纪》：但是也会有人认为，你选取的企业个案是片面的：首先您选取的是上市公司，而中国还有一些做得非常不错的非上市公司，比如华为；另外，在上市公司中还有比亚迪等民营体制下不少高科技企业做得不错。或者你认为他们只是特例，成就不了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大局？

郎咸平：我的案例研究都是透过公开数据，因此无法分析华为。以中兴的例子来看，华为也应该是好的，但是以中国如此之大，而今仅有少数几家高科技公司是绝对不够的。我希望透过“科幻”和“思维”彻底改变企业家的思维，以一个与国际接轨的高科技思维发展我国的高科技行业。

我认为我们的高科技和传统行业最缺乏的不是资金而是思维的落后。只有整个企业家团队的思维提升了，我们中国才有可能创造出一代成功的企业。如果思维没有正确的提升，那么我们企业的成功就是比较随机性，这才是危机之所在。

《21世纪》：你在书中导言里探讨了中华文化到底养不养高科技的问题，并且似乎中国文化当中的不少传统观念的劣根性成为支撑你此书观点的重要论据？在你看来，这是中国高科技疲弱的根本原因吗？

郎咸平：我只是认为文化问题是我们忽略的一个阻碍，只有真正理解了文化的问题才能有效的去除阻力。我在“思维”一书中也指出，**企业的衰退和**的文化也是有关的，因此有效发展高科技必须先认清文化所起的作用。我认为我们企业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警惕不足，而且也是我们以前所忽略的。我只能说文化问题是个大问题，但不能说是唯一的问题。

《21世纪》：你认为“中国高科技企业研发战略与研发组织结构是错误的”，你是否有考虑过，在你选取的北大方正、清华紫光等案例，导致其研发战略失败的背后，都有相当重的国企背景？

郎咸平：我写书想达到的目标就是从不同的角度谈问题，我所以没有特别的谈论国企问题，因为我从来就不认为国企是个问题，像中兴通信就有国企的成分。

另外，**和韩国的大型商社是真正的民企吗？他们难道没有相当成分的政府参与吗？亚洲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政府所占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例如韩国、** 的商社，新加坡和台湾前期IT的发展。当然，并不是说政府参与程度大就一定成功，**商社的衰退不就说明这个问题吗？

我认为更应该将注意力放在企业战略思维本身才是正途，只有与国际接轨的思维才有可能创造出与国际接轨的高科技群体。

向鸿海、长江生命学什么？

《21世纪》：你选取了台湾鸿海、香港长江生命科技作为正面的案例来试图说明“一个真正的高科技公司应该是怎么样的”，你觉得这样的案例对大陆企业有现实借鉴意义吗？

郎咸平：台湾鸿海、长江生命科技也不算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公司，但是他们的某些做法值得我们关注。台湾鸿海的成本控制和后期产业整合式的扩张值得我们关注，长江生命科技在研发高风险的癌症和艾滋病时的策略是先发展有机肥料来降低风险，这种思维也值得我们关切，这才对我们企业发展具有借镜意义。

《21世纪》：你在书中举了中兴通讯的例子来说明中国大陆同样是可以出现高科技企业的，但是为什么会与北大方正、清华紫光这些同样的大陆高科技企业命运如此不同？这中间说明什么问题？

郎咸平：我正想透过这些案例的对比说明我们还是可以发展高科技的。但是如何发展高科技呢？我们就必须先从文化，研发战略以及与国际接轨的发展战略提出新思维，供企业家们参考。如果我们不能有系统的理解高科技的本质，那么未来成功的必然性就大大降低，这就是我想说明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思维上认清楚什么是高科技的本质，才能有效发展高科技。

《21世纪》：你对中国高科技未来的发展是彻底悲观吗？

郎咸平：你不要把批评当成悲观，应该把批评当成严厉的期许。一个不知道检讨自己的民族，是很难创造出辉煌的未来的。就是因为我太希望我们高科技的未来能主导我国经济发展，我才会如此严厉的期许。但如果我们还是因循旧思维，那我才会觉得悲观。

反方

郎咸平的三大疏漏

金心异

郎咸平教授一向擅作惊人之语，不过这一回他的断言并不叫人吃惊----“中国没有真正的高新技术企业”----这几乎是业内流传已久的说法，被人在媒体上说出来也不是第一次了。

《科幻》一书仍能引起人们侧目的原因有二：其一，这是郎教授说的话，而郎教授刚刚在国内引起过一波又一波的轩然大波，正是当红炸子鸡；其二，他刚好在中国第三次举行全国科技大会、自主创新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正在大谈特谈科技创新之际，大声地说了这句话。

需要更正的“新”

郎教授如果在这句话中更正一个字，把“高新技术企业”中的“新”字去掉，那就要完善而且合理一些了。如果不去掉，马上就会有许多人来更正他：中国也许没有真正的高科技企业，但是高新技术企业还是有的吧？关键是如何给“高新技术企业”下个定义不是？

要知道，中国绝大多数省份、许多城市宣称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像北京、深圳、上海这样的城市，纷纷宣称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已占到了其工业总产值的1/3甚至更多（上海的数字是40%强，深圳的数字是50%弱），如果郎教授这话成立，叫这些省份和城市何以自圆其说？

而且，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科技主管部门，其中会有一个机构专门负责审定“高新技术企业”的资格，还有不少城市政府设有“高新办”，更不消说全国数以百计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郎教授岂不是要砸人家的饭碗？

其实郎教授也知道，这些饭碗是砸不掉的，观点嘛，仅仅是观点而已，最好的结果是能引起大家有一些反思，足矣。因为我们国家从上到下，用的都是“高新技术产业”的概念，而不是“高科技产业”，尽管有些无知者常把二者混淆----后者是指在全球真正领先的技术及产品，而前者，外延要大多了，一般来说要包括：全球领先；国内领先；国内较领先且比原来有改进。

中国真没有一家高科技企业？

即便一定要说高科技企业，难道中国真的就一家也没有吗？郎教授书中所列举的那些企业里面，一家也不是吗？没有被该书提到的呢？比如，华为（小声地）？诚然，中国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企业也许不多，郎教授所提到的那些现象让人刺痛，但是也许，还是有几家的吧（更小声地）？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高科技落后的事实，中国的研究人员数量全球第二，与中国技术落后，二者并不矛盾。从技术革命的角度来说，中国100年来一直就是一个所谓的“追赶国家”，哪怕是越追越远，也仍还是个“追赶国家”。

“追赶国家”有多种追赶方法，说得拗口一点就叫“追赶战略”。比如说，人家领先的技术，一直未公开，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居然也掌握了，也许还比前面的人落后，但比后面的人已先进许多了，这是一种办法。

比如，人家发明了一种技术，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更进一步，或者在这种技术形成产品的工艺或功能改进上，玩出新花样，这也是一种办法，据说**人就是用的这一招；

还有一种办法，技术也是商品嘛，你虽然研究出了新技术，但如果你愿意卖，而且我愿意买进，那就等于我获得了这种技术，这20年来中国实施的“技术换市场”，卖出市场买进技术，做一回交易，大概就是这种办法吧？这两年我们进行大反思，开始追求“自有知识产权、自有品牌”，大约是对这种方法的扬弃；

也还有一种办法，选择在技术完全更新换代的当口，在技术革命的节骨眼儿上，实行卡位战略，掐准了点儿，取得领先，这大概是韩国三星的办法吧？据说有人就建议中国的汽车产业采取此种战略，在传统汽车上咱是拼不过你们啦，但是在电动汽车上，大家都同时站在起跑线上，俺跟你玩命一把，说不定就此进入先进国家行列了呢。

只有批评没有解决方案

有意思的是，在科技界，甚至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据说对科技产业发展战略，已有了“南派”与“北派”之争，南派据说以“市场主导、企业主导”为特点，北派则以“政府主导、国家战略、依靠科研院所进行攻坚”为特点。

更有意思的是，在郎教授书中所列举的9个企业个案中，有四个----中兴通讯（深圳）、鸿海精密（台湾）、长江生命（香港）、三星电子（韩国），被“咸评” 为成功的案例，除三星外，大约可归入“泛南派”之列，而四个大约被定性为失败的个案----清华紫光、方正、中关村（天哪！一间地产公司，居然被郎先生当成高新技术企业来分析？）、大唐集团，却恰恰大约可以归入“北派”之列。郎教授，我要质问你：你什么意思？是明目张胆地支持“南派”，否定“北派”吗？

争论归争论，就中央已出台的一些政策来看，隐隐已可以看出，经过修正的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大概会是以下三个方向同时进行：其一，认可“南派”的办法，鼓励市场化的高新技术大企业争取在全球获得竞争力；其二，修正“北派”的做法，使其与市场结合得更紧密一些，尤其是科研机构、大学的资金获得，会用更市场化的资金配置方法；其三，效法美国，将中国相对领先的军工技术民营化，或与民间产业结合起来（这是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办法，既刺激科技产业进步，又刺激军事技术进步）。

人常说，“批评最易，辩护较难，帮人想出解决方案是最难。”郎教授选了最容易的一环，批评。

"返水"海龟的故事:清华邀请爬上岸,七搞八搞又下海

文章来源: 星星生活 对一个洄游海归的全景观察 于 2006年1月25日

从IT 专业人士，到IT培训老师，到理工学院院长，邵青山一路走来似乎顺理成章。即使辞去高薪毅然回国创业，三年后又转移阵地回加拿大创办加拿大华人IT专业协会，听起来也似乎没有什么好惊心动魄的。每一步都在前进，每一步都有收获，每一步都是积极的。这就是我听邵青山故事时的感觉……

采访对象：青山理工学院院长邵青山
记者：宛星


从IT专业人士，到IT培训老师，到理工学院院长，邵青山一路走来似乎顺理成章。即使辞去高薪毅然回国创业，三年后又转移阵地回加拿大创办加拿大华人IT专业协会，听起来也似乎没有什么好惊心动魄的。每一步都在前进，每一步都有收获，每一步都是积极的。这就是我听邵青山故事时的感觉……(newstarnet.com)


从IT专业人士，到IT培训老师，到理工学院院长，邵青山一路走来似乎顺理成章。即使辞去高薪毅然回国创业，三年后又转移阵地回加拿大创办加拿大华人专业协会，听起来也似乎没有什么好惊心动魄的。每一步都在前进，每一步都有收获，每一步都是积极的。这就是我听邵青山故事时的感觉。我想这大概就是成功人士的共同特质吧：顺应时势，大胆作为，眼界开阔，稳达稳扎。

创业：地库起步业余授课的校长

邵青山出国的时间是1988年，当时他在重庆工作，留学到西德，在斯图加特大学学习信息学。信息学当时在全球都是一门新兴学科，由图书馆学演变过来的。计算机的运用其实在图书馆这个领域是应用得比较早的。他在德国读了3年时间，学完后，他就到美国华尔街工作，从事与金融有关的信息管理的工作，也差不多3年时间，1996年他移民加拿大。

应该说，邵青山从1991年就进入IT行业了，算是比较早的，经历了整个IT发展的起步、发展、高峰、低谷，直到现在的平稳复苏，亲自见证了整个过程。

他创办青山电脑学院是在1996年，那时到加拿大找工作的新移民比较多，很多新移民的技术背景与IT关系不大。而当时整个IT欣欣向荣，IT行业的工作机会非常多，而其他行业呢，相对难度要大一些。于是，很多朋友就找到他。因为他比较幸运，来到加拿大两周就找到工作了，当时是在北方电讯，加拿大最大的电讯公司，做数据库管理。

他的这些朋友很希望他能把他自己的这些经验传授给他们。一方面，学习IT技术方面的一些新东西，另一个方面，了解如何在加拿大找工作。于是，在朋友们的催促下，他开始搞起了电脑培训，就在自己租的一个市中心很小的房子的地库里面，放了5台电脑，第一个班有5个学生，其中有四个是没有IT背景的。

总的来说，他不是一个生意人，还是以技术、知识居多。后来他分析这也是北美比较典型的一种经济特色。很多大的公司和企业都是从BASEMENT起步，他们叫车库生意，比如微软，最开始就在家里的地库里做起来的，不像中国大陆要注册资金、办公条件、人员，有很多限制，这边只要你有能力，你就能开辟自己的市场，做自己的业务。这是他自己亲身体验的北美特色的经济起步阶段。

第一个班经过3个月培训出来后，5个学员全部都找到工作了，有的学生还同时拿到几个聘用信。这些学员找到工作的消息以传出，就有更多的朋友慕名而来，要他继续开班，一定要学。这样的情况下，他开了第二个班，第三个班。在地库一共开了5个班，前前后后搞了将近一年时间。

1997年，他搬到了市中心，在家附件找了一个STORE，大约八九百尺，开始办起了青山电脑学院。在北美自己创业，他自己感觉需要以下一些条件：第一，要有市场需求，点子要准；第二，靠自己的能力，你能开辟一个自己的天地。像他这样业余做，也能做得起来。

大概是1999年的时候，他的学校已经换到了YONGE和BLOOR，有3000多尺，那时开的班已经很多了，也不仅是他一个人上课了，另外还请了一些其他的老师来讲课。而他最早的那些老学员，现在在IT界已经做得很好了，工资很高，在公司的职位也好，年薪超过10万的学生很多。

当时他还在上班，业余讲课：一门是UNIX的操作系统，一门是数据库管理。大约从1996年一直讲到2003年，他自己的班的学生大概总共有3000人，他教的课程可以说在多伦多华人当中也已经成为一个品牌课程了。青山电脑学院后来更名为青山理工学院，学院的定位还是高级职业培训学院，老师全部是业余的。从1996年到现在，经他们学校培训的学生应该已经有上万了。现在青山理工学院的专业由原来纯粹的IT，扩展到现在一共有10个专业。在安省教育部登记注册的课程大约有6个，在华人的学校中算是比较多的。现在，他们还设立了6个大专课程，有很多国际学生，学校可以发大专文凭，同时，他们和美国一些大学在联办本科和研究生的课程。可以说发展的方向是职业教育和学历教育齐头并进，是一个综合的学校。

2001年，因为邵青山在华人IT培训界作出的努力和成就，他被评为“世界500杰出华人”。

回国：10万年薪换来儿子流利中文

邵青山回中国发展也是因为一个偶然的因素。2001年，他受清华大学邀请，回中国讲学。13 年没有回国，他被国内翻天复地的变化深深地震动了！当时清华主要希望他能介绍北美IT业发展的现状，并希望他能示范用中英文双语进行讲学。那次回国后，他又陆续回去过几次，主要是学术交流。在这个过程中，他对中国的发展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很多国内的政府官员多次表示希望他能回国投资，他的一些国内的朋友，有的也在从事经济活动，这些都对他产生了影响。

这样，他在2003年，毅然辞去了在道明银行年薪十几万的高级系统分析师的职务，当然，道明银行挽留他很长时间。而他当时也是下了很大决心。因为回国发展虽然有很多机遇，也有很多未知数。

他回中国发展的重心，主要也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搞教育，和国内的学校合作办学，搞双学历双文凭，把国外的一些先进的培训理念、课程带回去；还有一个是搞科技项目的交流和推广。在北京搞了办事处，在杭州、重庆搞了两个科技产业园。那段时间，他接触政府官员和企业老板比较多，在不同的层面做了一些不同的事情。

中国经济的发展，他的感觉是有很多机遇，也有很多挑战。现在海归也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很多海归又回来了，步适应的最主要的原因，一个是人文环境，一个是家庭因素。有的海归，一个人回去，势必就和家庭两地分居。时间一长，感情方面、家庭观念方面很容易出现问题，如果全家义无反顾地回去，那么生活环境、小孩教育，也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难题。

当时他还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把他太太和小儿子一起带回国。他觉得中国发展有机遇，而且他的儿子毕竟是中国血统，应该对自己的文化有所了解。果然，他把小孩放回老家重庆后，遇到了很大挑战。一个挑战是孩子在美国生，在加拿大长，中文学习有很大差距；再一个挑战就是环境很脏，刚回去的时候在普通小学，一个班五六十学生，小凳子、小桌子，挤在一起，回去不久，儿子就病了，打吊针，但邵青山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了。

总结回国创业的利弊，邵青山颇多感慨。回国创业的确机会很多，但要面临很多现实的问题，比如你在北美有一个很好的工作，第一，你能不能把它辞掉？第二，如果让你把全家都带回去，你能不能适应这个环境？第三，在中国从头做起，你有没有这样的决心和毅力？所以说，不是一件非常简单和容易的事情。

回国让他作出很大的牺牲。很现实，他回去后，年薪10万没有了。学校的业务也不可能像自己亲力亲为这样仔细认真。

不过，牺牲总有回报，3年多的努力，让他在中国建立了非常好的基础。现在，他的儿子小学已经毕业了，马上要上初中，中文非常好，自己已经可以写武侠小说了，在重庆最好的小学里面是前10名，还是大队长，班长，是一个未来的双语人才。邵青山始终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市场，将来的世界的集中点还是在中国。现在回去吃了点苦，对小孩将来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

邵青山现在回来，是因为他最终发现他真正的优势是凌驾于北美和中国之间的这种资源。虽然有网络有电话，但北美与中国之间的信息交流还是很表面，深层的交流和资源还是不多的，他觉得自己在这一块有所作为。

2003年他回去的感觉是：跟老外比，他唯一的优势就是他会说中文，对中国的其他方面的了解全部是一片空白。现在他对中国已经了解了，他知道了怎样再将资源整合，然后把这些资源带回去，更符合中国的需要。

而且，他回来还有一个客观的原因是，小孩的主要教育还是要在北美完成。经过两三年学习，他的中文已经很好了，可以说目的已经达到了。

在国内几年，他太太一直跟他在一起，协助他的工作。中国由一个比较落后封闭的社会走向一个开放社会，有很多东西不能把握，所以出现了很多不好的现象。一般在中国，出去谈生意都是一个人，出去玩，吃完饭还有很多别的活动，但他的原则很简单：走哪就把太太带到哪。哪一次他没有带太太，别人就会很奇怪：你太太怎么没有来？他觉得家庭很重要。

他走的时候，女儿才17岁多。走了这几年，大部分业务都托孩子代管。说起女儿，他真的很骄傲。女儿在多大非常活跃，是校学生会的主要骨干，还没有毕业就拿到了3个聘用信，最后女儿选择了全世界最大的财务公司PWC的多伦多分部。他认为，人的能力是有很大的可塑性的。

归来：创办协会在加中之间办实事

邵青山是2005年11底回加拿大的，12份他就搞了一个加拿大华人IT专业协会，是一个在加拿大联邦登记注册的非营利的华人专业团体。搞这个协会的主要目的，想把在加拿大的IT业中的华人资源整合起来。而且，协会有个基础，就是他自己的学院──青山理工学院。

他认为，全球来看，华人搞金融，搞财会，都不是强项，但一说起IT技术的主力，主要是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更应该把这个资源组合在一起，才可以有更强大的力量。他熟悉这个行业，他知道在这个领域，中国人说话应该很有威力。

邵青山把这个团体组织起来，是希望给他们一个平台，让他们能够表述自己的意愿。包括自己的政治意愿。他认为，现在联邦大选也在重视华人这个资源了，但你说你是一个人，他可能对着你讲吗？你说你这里有300人，他就有可能来对着你讲了，如果这里有 3000人，他当然就讲得更起劲了。第一代新移民，技术、经济是强项，在政治上是比较弱的。现在中国人还不太团结，需要组织起来，才能体现整体的力量。

现在所有的人加入华人IT专业协会，都是免费的，而且，协会还提供很多免费的课程给会员。那些刚来不久，想从事IT行业的新移民还很多，协会有专业的IT英语班，有专门的IT求职讲座，有IT技术方面的课程，也都是免费，对新移民应该有相当大的帮助。

另外，邵青山成立协会的另外一个目标是希望，能够把加拿大IT业的一些资源和项目和中国目前的发展结合在一起。最近，比如今年8月份，协会将会搞一个《加中软件产业外包服务的高峰论坛》。把中国相关的政府部门和企业介绍到加拿大来，现场和加拿大的企业、政府进行对接。因为现在有一个趋势，很多加拿大IT行业的业务外包到了印度。邵青山觉得，中国的IT实力不弱，业务被印度抢走，主要是缺乏沟通，而且现在印度IT业的价格也上去了，中国现在还没有上去，那么这也是一个优势。这件事如果成功，对加中两国是一个两利的事。

另外，在八九月份，他还会带一个加拿大的华人IT考察团到中国去考查，对中国的IT产业进行更深层次的接触。现在有很多人想回中国创业，但不知道从那里起步，他们回去走一下，了解一下，会对中国的情况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协会成立短短一个月，注册的会员已经有1000多了，邵青山估计会发展很快。现在，他还在联系汽车保险，有可能能够拿下25％的折头；和ROGERS也在谈，也有可能能拿下20％的折头；等等。

关注会员的BENEFITS，帮会员在加拿大找IT工作，实施一些大型的IT项目。协会将实实在在为会员提供一些服务，提供一些机会，甚至关心会员的生活、娱乐。所以，邵青山呼吁大家都来做义工把各种活动搞起来。

他有一个观点：现在世界发展的趋势是FREE AND OPEN SOURCE（免费和开放源代码），这也是整个IT的发展方向。那么他们这个IT协会也应该是这个方向：开放式的、免费的。最典型是GOOGLE，免费搜索，而且GOOGLE还在搞一个网络操作系统，以后大家所有的存储文件都放在网络上面，就不需要电脑了，而且很快上网也会免费了。以后手机就可以上网了。未来所有的业务会因为因特网而受到很大的挑战。协会必须具备这样的远见。

走到今天，邵青山一直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工作对他已经不仅是生存而已。他笑说，现在即使要再找一份很好的工作也是很容易的，他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想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华人团体上，他觉得第一代新移民是需要这种帮助的。因为他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Other links: 邵青山: 从地下室诞生的学校 青山育良才
加拿大华人IT专业协会--加拿大青山理工学院
加拿大华人IT专业协会
There is another association called "The Chinese Canadia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sociation" (加拿大华人信息技术协会)。

回国的忠告--前途与钱途

文章来源: fffafff 于 2006-02-06

这个题目只限有这个选择的人谈论，在国外找不到工作的，或者没有居留身份的，那也就没有这个必要谈发展，只不过是回国糊口而已，除非你铤而走险，向赖昌星学习两招，包二奶三奶的风流离你遥遥无期。但是不要失望，只要你肯努力，温饱没有问题。在国内发财，不靠学历，你在国外学的要统统抛开，回来重新学习。除了交际手段，胆量，脑筋灵活非常重要以外，还有的就是你的心态。

哪一位认为自己是为中华的崛起而回国，回来了三个月包你改变主意。在1949年以前，改变中华的命运的机会比现在还大。现在呢，政府已经尽了力，而且我相信它也是诚恳的，但是二十年来埋藏的危机已经具有了生命力，就算政府想控制心有余也只能力不足。但是总体来说，部分中国的前景非常光明。华东是整个中国的希望，如果你在整个长江三角洲跑过，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一荣百容。我不是上海人，但是对上海的建设非常赞叹。上海的建筑倒没有什么，而且大多数的大厦都没有美感，起得乌七八糟。我所赞叹的是上海政府的超前领导意识。你来上海谈判投资，或者设立企业，谈判对手都很辣，但是谈成了就算上海方面亏本也要履行合约。上海的超前意识更加可以从他们对历史建筑群的保护，城市的规划看得到。上海的服务配套也是最好的。服务在于态度，不在于单纯规章制度。比如说，小弟曾经在上年帮一个朋友在北京租房子，他出手比小弟阔，看的都是两千美元以上的房子，照理说，代理找了这个大户，应该服务体贴才是。我趁公干的时候在朝阳区看了几家，没有中意的，代理的脸色已经不妙。等到第二天，打算约了再看，居然让代理奚落了我一番，还要求看我的税表。这种事，在上海是天方夜谭，我看房子的时候，上海的代理还会帮我打算如何省钱，看了不满意，没有闲话一句，照样笑容满面。虽然如此，上海跟美国，欧洲，还是有距离，你要是拿那些标准来衡量，上海仍然落后。所以首先你要端正你的心态，以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中国，那么你对它的成就会更加佩服。

你要在中国达到欧美中产阶级的生活，费用麻烦加一倍，或者更多。中国便宜的东西尽有，不过你用不惯。住的不用说，任何与美国较好apartment看齐的设施都成为超豪宅的标志（也就多了两块楼下大堂的云石）。吃是便宜，但是你要是上个酒吧泡妞，上个时髦的餐厅吃饭，美国的价格的一倍。我在上海是 AmericanClub的成员，幸好是公司给钱，要是自己的话，十几万人民币的会费。但是它在美国的姐妹club只要三分一的价钱。总之什么中上层的享受在中国都是奇贵，所以，小弟通常去泰国菲律宾打Golf，算了机票吃住跟在中国差不多。有了小孩的更加费用不菲，上海中学的国际部收费每个学期五千美金，全年共有三个学期。这些东西以后会便宜起来，但是时间需要很长。中国最便宜的就是人，小弟厨子，司机（后来怕养车麻烦，辞退了），佣人，二奶，三奶都有过。中国的税也很高，不瞒看官说，我是属于最高税网，当然要合法非法逃税也很简单，你来了这里自然有人教你法子。

那么干嘛要回国呢？如果你赚五十万以下，只是帮别人打工，这是最坏的情况。五十万的工作非常容易给耍，因为你超过了本地的负荷，但是又没有达到国际公司 expatriate的层次。小弟幸运，现在来的expatriate因为上一年就业市场不景气一概没有房津。有了五十万以上的报酬，如果你就想研究科技，勤恳劳动。老实人和科学家在国内没有发展前途。你读书好，与你在国内的生存能力说不定成反比。

我觉得结婚有孩子的还是留在国外好，回来了离婚的不少，原因不外是经济压力大，包个二奶，子女适应不了。国内的人喜欢吹，你听到的只有成功例子，没有人失败的。大家都告诉你股票赚了多少，房子赚了多少。小弟告诉你怎样分辨国内真正成功的和吹的。真正成功的，特别是结了婚的，一般都会搞投资移民，把老婆孩子送出去留后路。整天说自己赚多少，老婆孩子还在国内的肯定还在打拚阶段。最有钱的都会在香港有一个家，因为能在香港负担豪宅的才是富裕的地位象征。

没有成婚的，特别是已经在国外留好后路的，应该回来做几年，给自己一个机会。小弟只不过是借用公司为自己打好关系，然后自己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创业。一下子回来马上创业不智，你不能单纯信任本地的伙伴，本地人的专职就是骗海龟的。在国内，谁都不能信，凡事一定要亲力亲为，什么都要懂，什么都要有关系。应该先找一些国际的大公司，回来做几年expatriate，化公司的资源打好人脉关系，适时地送贿赂，然后再自己出来打江山，是为万全之策。这里不比美国，化几个钱就可以开张，你不懂路数，就算是花了十几万买通其他关系，煤气公司的人都可以切断你的户口跟你捣蛋。路数不能单靠伙伴，自己一定要懂，要不你的本地伙伴就是骗得你最厉害的人。这是给一些真心实意要在国内发展，做生意的人的忠告。不少回来直接创业的人是回来圈了钱就逃的，中国吃多了亏后，会越来越规范，这种机会也越来越少。况且抓到了人头难保，所以小弟不推荐。

中国的市场不是一个十二亿人的市场。中国的市场是一个三亿人的市场，那九亿贫苦农民的市场对生意人来说不管用。中国也不是一个国家，每个省份的行政，文化，人民都不一样。小弟觉得中国最值得注意的是华东和华南两个辐射地区，北方的贫富悬殊，没有这两各地区日益壮大的中产。没有中产阶级的市场是做不成大买卖的。各位看官，是留是走，最主要自己充分了解机会和成本。

回国创业的前期准备要充分 (ZT)

文章来源: Shen01 于 2006-02-03

创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精心地准备，要制订适合自己特长和社会需求的长短期计划和长远规划，要在创业方向的把握、技术实力的储备、资金的筹集和市场资源的开拓等多方面下功夫。为此，回国后要尽快让自己熟悉当地的人才源、客户源、信息源、政策和市场环境等，要迅速成为本地通。同时，争取早日进入良好的、对成长有利的竞争环境中，借助每个工作舞台，一边积累自己做老板和二把手的经验，一边寻找人力、资金、市场、商机和物源等等，促成机会与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共同趟出一条堂堂正正的路来。歪门邪道长不了。

创业的三支力量: 团队、人脉和顾客
在创业过程中不能只是埋头苦干，社会活动能力一定要强，要积极参与各样的活动。要广交有专长、能力、权力、人际关系的朋友，以便了解各种不同的人才和本地的市场资源，和本地的实力派和人脉(业内的、政府的、公司内部的)建立和保持良好的“伙伴”关系。“伙伴”关系意味着互利互惠，把人与人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有感情，但更多的是利益，这是人性的弱点之一。顾客就是财源，你的上司、下属、同僚(甚至亲朋好友)，也是你的顾客。

创业单靠一个人来完成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组成有大志、有谋略、有技术的精锐团队才有战斗力。要依靠团队的力量，因为人无完人，都存在缺陷，但通过团队与集体的合作，就会达到互补的效果，从而最大限度的减少个人的失误并弘扬团队内每个人的优势。世上的人，只有专才，没有全才。只有充分利用别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才能共赢，共赢是当今社会发展的永久主题。

要尽早确定可行的项目，要有明确的经营范围与核心的、别人无法替代的技术，做自己熟悉的行业。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不同的行业，都有自己一套规则和规律。要有全面而可行的项目计划书，最好有财务专家与咨询专家的认可。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所以在开创自己的事业之前，要尽量多想可能出现的坏情况。要有机动计划和退出机制，用动态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和预测市场。

创业成功说难也不难
成功的源头来自自己坚定的成功决心、高涨的成功热情、强烈的成功愿望。然而获得成功要踏踏实实地走三步曲：
第一步，敏锐的目光。创业者要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要善于发现和抓住每一个小机遇，只有看准市场，充分挖掘社会上的需求，找准适合自己的切入点，充才能分发挥自己的特长。
第二步，果敢的行动。要勇于尝试，不怕失败。要善于从失败的教训中汲取经验。敢想敢做、不怕困难是赚得“第一桶金”的不二法门。坚信一个理念:“办法总比困难多!”世上无难事，只要踏实做；心理不怕难，难也变不难!
第三步，持续的毅力。只要你怀有百折不挠的决心，坚持不懈地去执行既定的计划，跌倒了再爬起来，没有什么跨不过去的坎，过了这个坎，前面就是阳关道。你持续的毅力将把机遇变成真正的成功!

创业成功三要素：自信、控制、沟通
自信是创业成功的灵魂，这包括对自身技术、专利、产品、团队、发展战略、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等等的自信，它解决的是精神层面上的问题。控制是创业成功的诀窍，它解决的是操作层面上的问题。控制包括对内(企业)、对外(市场)，但最重要的还是对创业者自身的控制。还要特别注意成本的控制，而控制成本的最佳方法是创新。花30%至40%的时间做技术跟进，以保持企业技术创新的活力。沟通是创业成功的桥梁，沟通的目的是建立和维护企业内部、企业与客户及有关部门的关系。沟通是一门学问，应酬是和相关部门和客户沟通的一种方式，原则是互惠互利，即共赢。

要重视人格和人品的力量
创业者因有大志而有气度，因自信而有魅力，因有丰富的精神内涵而有气质。独立自强是创业者最强有力的人格尊严。你可以求助于他人，但真正能帮你的，只有你自己。不能随波逐流，要有主见。不要相信什么以德报怨，那只不过是无能者的借口。凡事都有利有弊、有得有失。不要轻易相信什么。几乎一切事物都是变化的、相对的。任何时候，都得注意自己的人品。如果自己不讲人品、不讲风格、不讲做人的度，绝对找不到志同道合、可一起创业的人。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做人讲人品不是为别人，首先是为了自己。

回国创业，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所以创业成功的第一道关就是如何战胜自己。国内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回国有要从零开始的心态，重新适应国内的新文化、新环境、新挑战。不要看不惯国内的上下左右，那样自己也很痛苦。要把有色眼镜摘下来，多看看国家进步的方方面面。俗话说：“儿不嫌母丑，马不嫌毛长”。看到国家不足的地方，不应该厌恶，而应赋以爱心，要为没有为国家的进步效劳而惭愧。国家处处都完美了，那你回去做贡献的机会就更小了。不要以为自己在国外生活了几天，回国就应该高人一等了，实际上现在国内人才济济，他们在技术与国际化视野上并不逊于海归派。要把在国外工作学习到的团队精神带回去，找到好的合作伙伴，强强联合。只有与环境融为一体，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和潜力，才能真正体现自己作为海归的价值。

在企业里，我们首先应该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管是做头做尾，都要正视自己的位置。把心态调整到一个最佳状态，就可以进入到临战状态。要认识到没有最好的位置，只有最适合的位置。有了良好的心态，就可以先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自信地面对将要到来的挑战。我们还要摆脱自己的清高、书生气的弱点。在没有合适的时机的情况下，先“骑牛找马”，先把自己的门槛放低，同时要做好做老板的各种准备，一步不到位就两步。应该多着眼长远的发展机会，不要只看钱的得失，而应着重看发展的机遇。等到有了经验和人脉，那时可能已经找到了市场和资金。要留心注意变化中的人际关系、市场需求和技术环境，具备灵活性和适当的妥协性。不要忘了，一个人在付出时间、精力和金钱打造好“有准备的头脑”之后，还应该做好可能暂时无缘被机会垂青的思想准备。在没有”自己开车”的时候，要学会“挤公共汽车”，有些机会是“挤”甚至“抢”来的。我们要有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精神，永远不要抱怨环境中的不利因素。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职场如战场，这些道理在国内国外都是一样。我们要尽快认识现实，以积极而灵活的心态面对现实，要做“变压器”，把国外的观念和国内的观念巧妙地衔接起来。唯有这样，才能将面前的问题和矛盾转化为商机。

十位海归博士的留学经历以及成功秘籍

文章来源: 留学经历 于 2006-02-05
20世纪90年代，中国一批又一批学子远涉重洋赴海外留学深造，经过自己的努力，他们中许多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留学博士。今天，他们或是某一科研领域的权威人士，或是某一机构的领导人物，或是市场经济大潮中的“弄潮儿”。回首留学往昔，无不思绪万千，恰恰是这些金子般的留学经历和经验，铸造了他们今天一方的名成利就。留学前辈们宝贵的留学经历经验，对现在或今后赴海外留学的人们或许有许多启发和借鉴。

　　赵擎宇，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现任中山大学肿瘤医院副主任医师

　　留学德国海德堡大学的赵擎宇，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哥”，出国前他已经是一位在职医生了。对于同期留学的“小弟妹”们，赵擎宇的评价是“聪明、勤奋、出色”。“中国的留学生给别人的印象通常都是不特别好学，甚至有逃课的（其实逃课是为了做兼职挣钱），但他们却能够在大学里拿到相当优异的成绩。这并不是他们天资很聪明，其实他们是在暗地里不断努力学习。”

　　对德国人的印象，赵擎宇总结为3点：准确性；准时性；干净、整洁。这是德国人严谨作风的表现。“德国人对遵守交通规则要求非常严格。亮了红灯，德国人绝对不会抢迈一步。而看到其他人越线抢红灯，德国人会瞪着眼睛怒视他们。德国人很守时、作息和工作很有规律性，同时，他们也是工作狂。”也许是在德国留学时养成的良好习惯吧，赵擎宇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谦和有礼，谈话的思路很有条理，逻辑性很强。作为肿瘤医院ICU的副主任医师，这些严谨很重要，也是长期养成的。

　　姜莉莉，莫斯科工业大学博士，现任广州捷力计算机有限公司董事长

　　姜莉莉博士回忆起那段留学的岁月觉得收获甚丰：“俄罗斯的基础科学教育非常扎实，由于市场经济的干扰少，加上自身的本科教育的底子厚，几十年的基础学科都保留了下来，比如数学、机械、计算机软件等学科。当我毕业时，莫斯科工业大学校长说我是‘中俄外交关系正常化后该校的第一位中国留学博士’。”

　　目前，姜莉莉是一个专门开发制造车间作业计划和监控管理软件的计算机公司老总。她现在主持省里的中俄合作项目就有5、6项。通过这些项目姜莉莉既能邀请昔日的导师参加合作项目，也不断铺砌中俄之间互相交流合作的道路。“我的一位俄罗斯研究生师兄也在我们公司长期参与研发工作。”姜莉莉说。

　　陈校园，英国伦敦大学基因工程博士，现任广州康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校园去英国留学，在英国伦敦大学拿到了基因生物工程博士学位，并参与相关的研究。“国外的博士论文不好拿，不像国内只需通过答辩就行了。在国外，必须得拿实验结果或科研成果出来，这样学位拿得扎实。”

　　“在英国的日子，是我人生当中最好的学习阶段，也是我思想定型的阶段。这也影响了我的一些处事方法，比如做一个报告或研究都讲究三化，即程序化、规范化、量化。”

　　包芸，美国南加州大学航空力学博士后，现任中山大学力学系副教授

　　包芸说：“美国给我的最深感觉是竞争太激烈了。美国作为世界强国，显得非常功利。恰恰是这样的环境，让我提前感觉到生存的恐慌。在美国必须在业务上与别人比拼，和任何人都是种竞争的关系。一些科研项目业务虽然功利，但是很实际、很扎实。不像国内的研发和生产相关性极低。这在美国是不可能看见的事情。他们的每个研发项目都要求产生较大的经济利益。”

　　包芸回忆说，“当时我住在洛杉机市中心附近，周围环境不很好，除了上班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呆在家里。即使是上街，也是挑人多的地方去。”包芸还提到一段有趣的经历，就是她的“兼职岁月”。“我早上9点钟才去学校上班，在6～9点钟之间，我到一间早点店打工负责打扫卫生。我还卖过香烟，由于我本人不抽烟，所以单是香烟的品牌，我花了两个多月才弄清楚。”

　　“我去美国的时候20多岁，在美国学习3年。但这短短的3年时间，让我感觉自己好像成长了10年。留学的日子让我感觉到了真正是生存和生活的压力。这也让我懂得现在要好好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包芸回想起留学的日子，深感庆幸和满足。

　　李伟良，法国波尔多第一大学博士后，现任中科院广州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

　　谈到法国外学习条件，李伟良博士认为，国外学校的条件是比较好的，而且国外很注重学生研究问题的独立性，让学生独立完成某些科研论文。教授们都很尊重学生提出的想法。“在国外无论是师资、环境和硬件水平都比国内好，环境宽松，能让人专心去研究。对我本人而言，出国留学其实是在国内学习的一个延续，增长了见识和知识。同时，也由于社会环境和消费水平的差异，生活条件要比国内艰苦些，对此，出国留学的学生应有思想准备。”

　　李伟良博士目前仍从事研究工作，紧密的对外交流合作使其原来在海外留学掌握的知识得以很好的延续下来。“相对而言，我获得学术和产业的资讯渠道会多一些。”

　　王燕菲，瑞士巴塞尔大学生物学博士，现任广州医学院教授

　　王燕菲博士说：“瑞士的学术氛围很好，我的导师就是80年代的获诺贝尔奖提名人之一，尽管他最终没有拿到诺贝尔奖。在这种宽松的学习条件和有强大资金作为后盾的情况下，这些大学非常专注于学术研究。著名的欧洲分子生物研究中心就设在瑞士。而且，这些教授都主张学生不懂就问，并希望学生能提出自己的观点来。老师是很乐意解答学生的疑问的。”

　　“瑞士是典型的欧式生活，不允许加班。注重个人的隐私。我们假期和娱乐时间相对多些。娱乐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和学习机会。”

　　肖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数学与计算机专业博士，现任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总经理

　　“当时是抱着出去看看的心理赴加拿大留学的。滑铁卢大学在当地很有名，学习环境和条件很不错。这跟在国内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肖戎谈起当年出国的初衷。

　　谈起当时学习的收获，肖戎还是兴致勃勃：“当时就是忙、辛苦，但很有节奏。学习的时候非常刻苦。因为我是在80年代末出去的，当时的学生都能吃苦，也非常勤奋。由于学习和生活很有规律，除了读书，我没有别的事情可干。于是就把闲暇时间放在体育项目上。这些体育项目都是免费的，比如游泳、健身。即便是网球，一个月10多加币办张卡就可享用服务。”留学的这段经历，肖戎觉得对其人生的影响蛮大，“学习期间对我人生最大的影响就是，我现在的工作态度认真，做事的态度有责任心。”

　　管武太，荷兰动物营养与科学博士后，现任华南农业大学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系副教授

　　“博士毕业后我想了解国外的科学态度、研究情况和先进设备，接触国际前沿的研究水平。看看国外在研究方面是怎样去组织、管理、运营一个项目的。”管武太这样评价自己当时出国的心态。“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因为我在国外所读的是交叉学科，这样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既拓宽了自己的视野，也让自己完成了一些高质量的论文。”

　　“留学生必须确定好自己的目标，制订几年的学习规划。很多留学生刚出去就被国外五光十色的环境所迷惑，觉得一切都很新鲜，不知道从何下手，渐渐就失去了应有的目标。”管武太建议即将出国的留学生们要确立并坚定自己的目标和立场。

　　“出国留学比国内学校的学习更优越，国外设备条件先进，能拓宽知识面。在国内则有太多的局限性，缺乏国际视野，不能深入体验到先进的管理和组织水平。现在我也经常参加国际性的会议，并保持与国际接轨的研究方向。”管博士为拥有丰富的海外信息资源和科研渠道而十分自豪。

　　谢少华，澳大利亚EdithCowan大学博士，现任华南师范大学教科院系教授

　　“澳大利亚的教育体系非常成熟和先进，多元化的办学模式，加上优厚的师资力量，澳大利亚对外国留学生的吸引力更加强劲。”作为教育政策研究的资深权威人士，谢少华对自己曾留学过的澳大利亚点评得非常到位。

　　“澳大利亚高校的管理效率高、对学生管理到位，这是国内不可比拟的，也是其成熟之处。我当年是孤身一人去澳大利亚留学，在当地也没有什么亲戚，但一进入学校就感到特别贴心，像最基本的住宿等问题都有人替新学生安排得妥妥当当。而且，学校除给研究生提供独立的研究场所外，还给研究生提供一笔经费。同时，学校还另给研究生提供一个银行帐号，以便研究生在引用其他国家的资料时付费之用，而这些费用均由学校提供。”

　　说起留学对自己的影响，谢少华依然觉得受益匪浅。“留学的经历让我改善了做学问的心态，我对研究方法论有了提高。国内在研究课题上注重思辨为主，而国外注重时政研究，与社会实际结合得比较紧密。同时，国外的学者更是把批判作为一种自身的社会责任和职责。”

　　由于谢少华在国外读的是教育政策和行政管理专业，因此对国外先进的教育体制和政策很熟悉，对他目前所从事的工作帮助非常大。“回国后，因为所学专业关系，我参与了各级政府委托研究的课题16项。”

　　王大庆，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硕士，现任GEA公司南方区代表

　　“出国留学让我学会了新的思维方法。因为国内外学习的依据和理念不一样，国内比较注重的理论知识，实用性不强；而国外则注重应用科学，教学与实际紧密相连。国外的本科生毕业后大都可以马上参加实际的社会工作，没有任何障碍。”王大庆评价了国外学习的优势。

　　“留学既让我强化了专业知识，又见识和学到了国外的先进技术，从而提高了自己的专业水平。在留学过程中，对国外的学习生活科研等情况的了解，增进了我和国外同行之间的交流。”

　　同时，王大庆也给即将出国留学的学生们提出建议，“首先，要有一种全新的学习心态，不要拿国内的思维方法来套，要按照国外的教学方法来学习；其次，多交外国朋友，包括当地的华人。因为刚去的留学生都喜欢与本国的学生呆在一起，由于文化背景相同导致进步不大。所以多接触了解其他国家的人文，对自己本身就是一种提升。”

中国将成人才集散地 2006年中国IT业十大看点

文章来源: IT科技 于 2006-02-07

2006年，中国的IT及电信市场将发生哪些重大事件，悬而未决的三网融合，以及期待了多年的3G牌照是否在这一年中发放都能得到一个答案？也许，这些都会成为现实

　　2006年，中国的IT及电信市场将迎来哪些天翻地覆的变化？是3G牌照的发放，还是三网走向融合，或许是产业界又将发生新一轮并购重组……在一个个尚未得到解决的问题前，产业界充满了疑惑。不过，IDC对2006年中国IT、电信市场的预计，为产业界打了一针强心剂：IT市场规模将达到 350.8亿美元，电信服务市场达到719.8亿美元。

　　这会成为事实吗？

　　1、3G牌照发放

　　移动数据业务的持续增长，TD-SCDMA系统相对成熟，以及为配合2008奥运会对高速移动网络的需求，相信3G牌照必将在2006年发放，从而引发整个电信市场投资的大幅增长。3G终端设备厂商、IT厂商都将从中受益。

　　目前市场上已经有主流手机厂商小规模地销售WCDMA手机。伴随着2006年3G牌照的发放和网络的建设，3G手机的出货量将迅速增加。预计2006年3G手机出货量将超过150万部。

　　支持3G的手机将会带给一些在其他领域实力雄厚，而刚刚或准备进入手机领域的厂商一次洗牌的机会。同时，Qwerty键盘的手机可能会成为更多商业人士的选择。

　　数据业务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基于个人娱乐的音乐、游戏和视频的应用开始走向普及。在火车、地铁、公交汽车上，越来越多的人将沉浸在手机应用服务所营造的娱乐世界之中。

　　部分运营商由于同时拥有固定和移动两张网络，因此将固网和移动的数据进行交换成为和单一运营商竞争的优势之一。

　　3G牌照发放将引发新一轮电信投资热潮，带动对服务器、存储、网络设备及各类应用软件的大量需求。

　　2、3C融合将取得实质性突破

　　2006年，通讯网、数字电视网和互联网“三网融合”的初步实施将极大带动相关终端设备市场和应用服务市场的快速增长。一方面，运营商和设备制造商将在技术开发、内容服务、产品设计中加大投入和推广力度；另一方面，中国消费者对智能手机、娱乐电脑、平板电视等终端产品的需求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

　　以2006年为开端，计算机、通信和消费类电子产品走向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并将不可逆转地成为未来5年IT产业、家电产业的主流发展方向。

　　以数字电视、宽带电视应用为标志的数字家庭产业将在国内多个城市进一步扩大试运营范围，数字家庭产业将正式步入启动期。手机电视、VoIP等新兴业务将成为2006年新的投资热点。

　　3、国有企业的整合与重组构成行业双刃剑

　　政府部门在2006年会持续加大国有企业重组的力度，这种重组将会给IT系统的升级及ERM市场带来较大的商业机会。

　　2006年将成为中国物流业全面开放的第一年。阻碍外资整合中国物流资源的政策壁垒将不复存在，中国物流企业将面临空前严峻的生死抉择。过去割裂在道路运输、水运、空运、铁路运输业内的大小公司，将被全球级的多式联运企业整合在一起，以集装箱为媒介，有机结合海、陆、空多种运输方式，组成国际间连贯的“门到门”运输。对IT厂商而言，这一机遇是空前的，同时也会成为市场抉择的利刃。市场会看到一批具有国际化企业管理制度和先进技术的“明日之星” 型IT企业的诞生，被无情淘汰的企业悲剧也将频繁上演。

　　4、中小企业市场战略明确化

　　集中在制造和服务行业的中小企业市场，驱动力来自低成本且有效的IT营销手段的魅力。2006年市场将会更加务实地关注IT厂商如何为他们提供一个具有实际价值的支撑平台，以实现企业与市场之间信息和交易的链接，以及维护整个销售运作的可控化和持续化。IT厂商的传统中小企业解决方案和IT价值体系不再受宠，将被以市场需求为驱动的IT方案所取代。

　　但IT的成本投入和投资回报问题依然是抑制中小企业信息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针对中小企业设计多样的服务方式和财务支持将为IT厂商在 2006年赢得市场推波助澜。ASP(应用服务提供商)和软件租赁可望成为软件厂商打开中小企业市场的捷径。IT厂商的财务支持也能很大程度上帮助其在这个市场上抢占先机。

　　“营销为王、服务为先”将是2006年IT厂商进军中小企业市场的一面大旗。

　　5、IT安全成为兴奋剂

　　2006年中国IT安全市场年增长率将达到32.3%，远高于整体IT市场13.7%的增长率。在越来越多的资源向主流IT安全厂商集中的同时，外国资本也同样在寻求投资中国IT安全市场的机会。

　　中国IT安全市场的格局将更趋于清晰。虽然各个厂商在市场份额的分配上还有变数，但是主流的网络安全厂商已经逐渐控制了网络安全市场的大部分份额。同时，在网络安全市场中各种相对有利的资源，包括人力、资金、销售体系、新兴产品线等，都开始向主流的网络安全厂商集中。

　　UTM(统一威胁管理)、终端安全管理和信息过滤子市场将得到更多安全厂商的关注。特别是UTM领域，通过技术合作，已经有诸多传统的IT安全厂商推出成型的产品并投放市场，目前UTM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市场。而信息过滤子市场，在政府、教育、大型企业、电信行业已经有了明确需求。终端安全管理将在政府、教育等行业形成另一个重要的子市场。

　　6、渠道架构呈现黄金分割比例

　　硬件产品的渠道架构将日趋成熟，进而带动其他产品供应商加速改进其各自的渠道架构。

　　直销与渠道销售的最佳比例应引入黄金分割点的概念，即直销占销售量的三成多，渠道占六成多。各硬件厂商由于受到利润下降、最终用户需求滞后的威胁，在低端硬件产品的销售价值链中表现尤为明显。有些厂商在不断地探索中逼近了直销与渠道销售之间的最佳组合点：利用直销及时充分地获取最终用户的反馈信息，为企业作出正确市场决策提供依据；通过渠道销售补充厂商单兵作战，覆盖区域狭窄的缺点，并减少渠道过分扁平化带来的成本激增的困扰。

　　7、IT厂商重组将如火如荼

　　硬件产品同质化趋势日益严重，加之各地区的不平衡发展，硬件产品在短时期内的需求会以发达区域市场为核心。而这些市场由于需求趋于饱和，价格战连年不断, 利润连年下滑, 加上来自国外厂商的激烈竞争，国内硬件厂商被迫走上并购之路，以期通过“资产”重组达到规模经济的效果。

　　与此同时, 软件厂商也将出现并购风潮，扩充产品线，挖掘现有客户的价值。

　　8、网络改变IT软件、服务的商业流通环境

　　2006年，中国互联网用户将超过1.2亿。无论是公司、组织机构还是个人，通过网络进行电子货物传递、商业服务和信息传递，互联网将更为实用。

　　在整体的商业流通环境中，物流和资金流两个重要环节在网络和国家政策的保证与支持下，将取得更多实质性的进展。通过网络进行的IT软件及服务的销售和商业行为，在商业流通领域中所占比例会快速提升，并逐渐成为消费类产品的一种主要商业模式。

　　9、中国成全球IT人才集散地

　　外包，这种在欧美市场已经非常成熟的业务模式，正在中国悄然兴起。传统的桌面外包与托管模式将依然是2006年IT外包市场的主旋律。与发达地区的市场相比，中国中小企业的IT外包市场将呈现更猛烈的发展态势。

　　与印度相比，中国的BPO(业务流程外包)市场在政策、人才、经验、管理模式等方面仍处于劣势，中国的BPO市场因而始终被看作是沉睡的巨龙，大部分企业尚处于观望阶段。但2006年，这条巨龙有望成为全球业务流程外包市场的新亮点。未来，中国的BPO市场将打破以大连为中心，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发达城市为主要聚集地的地域格局。厂商布局将向中西部地区延伸。

　　在人才方面，相比印度面临的人才危机，中国每年有100万IT人才流入市场，其英语的普及度也越来越高，这一逐步形成的人才优势也是印度几大服务外包厂商进入中国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将不再只是世界“制造中心”，而有望成为全球IT人才的集散地之一。

　　10、Linux将得到发展

　　随着国际开源世界以及中国Linux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开源产品将进入中国市场开展商业运作。从操作系统到数据库、中间件，甚至企业应用软件，都会有相关的产品，用户将会面对端到端的开源产品解决方案。

　　Linux是开源软件世界的领军角色，与各应用软件厂商之间先天的鸿沟正在被弥合，整个“生态系统”正在形成之中。IBM、Intel这些IT 巨头对Linux应用的支持，中国政府在资金、市场上对Linux的扶植，都对Linux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这些又与Linux自身的发展相辅相成、互相促进。

China will pass US in Broadband Lines by late 2006

Worldwide Broadband Survey - At its current growth rate of over 90% per year, China will pass the US in total broadband subscribers by late 2006 to become the largest broadband country in the world. The US has fallen to 19th overall in household broadband penetration, and is in danger of being passed by Slovenia in early 2007. Israel leads all Middle Eastern and African countries, and is the third country overall in broadband penetration. Hong Kong leads the Pacific Rim, with a broadband penetration rate of over 73%. Meanwhile, in December 2005 the US passed 65% in broadband penetration among active Internet users.

The US leads all countries with 42,172,000 total broadband subscribers (29.08% yearly growth), followed by China (28,182,000 subscribers), and Japan (21,056,000 subscribers). However, at its current growth rate of over 90% a year, China should overtake the US in total broadband subcribers by the end of 2006 (see Figure 1). China has a long way to go to match its neighbors in broadband penetration, however. China has a household penetration rate of 8.62% while the overall broadband penetration rate in Hong Kong is over 73%, South Korea is over 67%, and the US is 33.09%, as of Q3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