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软件如同做鞋 中国软件业发展困境隐现

陆文军 季明 王蔚

2006年05月30日


　　据正在上海举行的第28届世界软件工程大会上公布的数字，我国软件产业规模从2000年的593亿元发展到2005年的3900亿元，5年增长近7倍，年均增长超过40％，在电子信息产业的比重超过一成。

　　■手工作坊式生产：做软件如同做鞋

　　软件业是高技术含量的智慧密集型产业，但中国软件行业内大量中小企业仍维持着落后的手工作坊式生产模式，严重阻碍了中国软件业的工业化进程和创新能力。

　　据统计，在软件业中，我国员工人数达到1000人以上的大企业只占全行业不到1％，而50人以下的小企业却超过全行业的60％。目前中国软件业人均年产值大约30万元，处于低水平。上海一些软件公司为日本公司做外包，技术员每人每月费率才1.5万元，这样低廉的费率让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活着都累，根本谈不上什么创新发展。更有数据表明，目前中国软件人才的平均工资水平只相当于印度同类人员的40％。

　　■软件人才：遭遇“成熟真空期”

　　迅速成长的中国软件业同样遭遇人才瓶颈。

　　2005年，中国软件人才需求55万，全国高校毕业的软件人才仅38万，缺口17万。据统计，上海“十一五”期间缺乏8万软件人才，但上海4家软件学院每年只培养600人，5年也不超过3000人。

　　中国软件产业在全球市场上的份额已增至3.55％，高于印度和韩国。（美国31.9％、西欧30％、印度2.5％、韩国2.65％）但是，与软件产业规模相联系的人才规模明显不足，中国软件从业人员90万人，日本120万人，美国240万人。

　　不少专家指出，造成人才需求滞后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软件教学计划、课程设置脱离现实需求，软件人才培养模式亟待从单一学科型向多元学科型、学术型、复合型模式转变。

　　■市场巨大：孕育产业发展潜能

　　历经20多年的中国软件业，开始尝试工业化生产技术，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与国际差距明显缩小。

　　专家纷纷指出，只要选准了发展方向，中国软件业将有无限潜能。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相比，中国的优势在于巨大的国内市场。

　　国内业界亟待解决的是定位问题，找到准确的定位，迅速切入产业化发展，抢占国内金融、航天等行业市场，才能真正壮大中国软件产业。

　　中国软件产业要融入世界，就要走自己的路，迅速打造在国际上站得住脚的专业化大型企业集团。



来源：《北京青年报》


软件人才缺口17万 中国中小软件商卡壳工业化



2006年05月25日 人民网>>IT>>新闻>>业界新闻


　　记者昨天从正在上海召开的第28届世界软件工程大会上了解到，我国软件产业正从小作坊生产向大工业生产转变，这将给广大中小软件企业带来挑战。

　　软件工程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青鸟工程带头人杨芙清教授指出，这种挑战首先是工业化生产对技术提出更高要求，很多技术关键点需要突破；其次，中小企业对软件构件认识不足，大多还停留在手工作坊阶段。

　　据介绍，联想等应用了软件构件技术后，开发成本比过去降低了五分之四。

　　所谓软件构件，是软件工厂的基础。没有软件构件及其生产流程，企业不可能做大做强。“客户的需求是不断变化的，只有不断提炼更多构件，实现同大工业生产相适应的流水线生产，才能高效率地满足客户需求，否则很多企业都会被市场所淘汰。”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会长陈冲说。

　　上海华腾软件系统有限公司总裁韩申瑶认为：“中国软件企业的工程化、工艺化程度不够，和日本印度有很大距离。”他说，中国软件企业就好比裁缝，每个客户都要量体定制生产。

　　去年软件人才缺口17万

　　记者昨天从世界软件工程大会上获悉，去年中国软件开发人才需求55万人，但各类学校提供的软件工程人才只有38万，有17万的缺口。

　　高技术人才跳槽往往会导致企业重大损失。有关专家表示，企业只能通过增加凝聚力以及通过期权激励等方式尽可能留住人才。(见惊雷)



中国软件企业的优势

发表日期：2005年11月22日 出处：科技评论 作者：吴晓桃

http://www.itedu-tsinghua.com/ReadNews.asp?NewsID=518



最近，中国的软件业忽然变得强劲起来，赶超印度的呼声与日俱增。中国的软件企业真的能够赶超印度吗？中国软件企业的希望之光在哪里？北京中关村国际孵化软件协会会长于滨教授接受了《科技评论》采访，谈论中国的软件外包、行业软件、嵌入式软件和游戏软件。他认为，中国软件企业在这几方面存在着极好的机遇。

软件外包

全球软件业正在进行着新一轮的结构调整，许多欧美、日本的企业为了降低自己的运营成本，把一些非核心业务转包出去，这就为软件外包创造了新的契机。我国政府也为软件出口发布了一系列的鼓励政策，并提供了各种优惠条件，全力促进软件企业进入国际外包市场。

2004年，全球软件外包市场规模达到328亿美元，增长率高达25%。其中，中国软件外包服务市场规模达6.33亿美元，外包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的软件企业达到8家。2001-2004年，中国软件外包服务市场年复合增长率达到52.1%，市场规模由2001年的1.80亿美元，上升到2004年的6.33亿美元，占全球外包市场的1.9%。据预测，2005-2009年，中国软件外包服务市场将以48.4%的年均复合增长率高速增长，处于市场快速扩张阶段。2005年，中国软件外包服务市场规模将达到8.89亿美元，同比增长40.5%，高于2004年的增长率；到2009年，中国软件外包服务市场规模将达到45.60亿美元。而从全球范围来看，到2009年，全球软件外包市场规模将达到80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19.5%。

于滨教授说，目前，发达国家的许多业务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比如制造业，中国当前就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服装为例，江浙沿海一带，有许多服装加工厂，这些中小企业大多数都是靠服务加工发家的。虽然有些人不屑于服务加工，认为那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之举，但毕竟人家成功了啊。从成本、资源和人力上说，软件业比制造业更具优势。因为制造业通常需要大量的土地、厂房、设备、能源、人力，而软件企业兴许仅需一个房间、几台电脑和数名员工即可运转。同样都是作服务，制造业都可以获得巨大成功，为什么软件业就不可以呢？

在谈到软件外包时，于滨教授说，对美外包和对日外包尤其值得做，因为这之间的差价比其他国家的差价更大，利润更高。另外，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软件发包市场，占据全球软件发包市场65%的份额。2004年，美国给中国软件外包服务商的发包规模达0.87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56.3%，在所有发包市场中增长率最高。而日本是我国目前软件出口的最大市场，在2004年6.33亿美元的外包服务市场总量中，日本市场需求额达到4.02亿美元，占据总量的63.5%。这可能是因为我国与日本毗邻，语言和文化有部分相似，这样沟通起来更容易吧。

于滨教授认为，中国的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比其他地区更适宜发展软件企业，因为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物价便宜、人力成本也相对便宜，同样是做软件外包，西南地区获得的利润就比北京、上海等地的高。

于滨教授是东北人，他对东北的发展格外关注，也格外了解。他说，他对东北目前的一些现象非常惋惜。东北大量的学校，在小学开设日语，在初中也开设日语，但是到了高中，就改学英语了。当学生好不容易在日语方面取得一些突破时，却要抛开日语改学英语，结果使这些学生日语也没学好，英语也没到位，从而让他们陷于一种很尴尬的境地。

许多对美对日外包的软件企业都招不到人，尤其是日本，简直可以用“日荒”来形容。因为，既懂日语又懂英语，还要懂软件技术的人才微乎其微。

目前有部分海归，从国外引进了一些高端技术和优秀软件。如果能够将这些软件和技术本土化，在它们原来的基础上创新和完善，也不失一条很好的发展路子。

行业软件

国内大量企业需信息化来规范企业管理，提高企业效率，让企业发展升级上台阶。在实施企业信息化方面，应按行业来分。瞄准出口、设计入口，细分行业，专注行业。目前软件企业与传统工业衔接得不是很好，许多传统工业都处于信息封闭状态。软件企业应多关注这些传统行业协会的动态和他们的需求。所谓需求推动一切，如果能够针对传统行业的需求开发软件，瞄准一个行业作服务，那么，软件企业何愁没有客户和订单。在行业软件开发方面，我们的软件企业已经逐步在财务管理、机械交通、工程建设、健康医药、纺织服装、编辑出版、能源化工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由于各行业的差异很大，其行业软件市场规模就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传统行业越来越重视企业信息化，其投入的金额也在逐年增加。

计世资讯《2005年中国金融行业信息化建设及IT应用趋势报告》显示，2004年中国金融业IT投资规模达到248.85亿元，比2003年237亿元增长5.0%。就金融业整体而言，计世资讯预测，2005年国内金融业IT总投入将达到270.0亿元，而到2008年将达到343.53亿元的规模，年复合增长率保持在8.4%以上的水平。

计世资讯另一份《2005年中国税务行业信息化建设及IT应用趋势报告》则显示，2005年中国税务行业IT投资规模为25.81亿元，比2004年增长5.7%，其中软件投资规模将增大到5.48亿元。而2008年税务行业信息化投入规模将达到29.38亿，2003-2008年复合增长率为3.1%。

于滨教授还将行业软件与通用软件作了比较。他说，目前通用软件的市场越来越小。大家也没必要一哄而上，都做同一种类型的软件。如做ERP，不做大家都不做，一做大家都来凑热闹。再如操作系统，目前的Windows已经很成熟了，要想做另外一个超越它的软件是很困难的，而且还需要大量的财力人力支撑才行，一般的企业都无法企及。

另外，中国的盗版问题一直没解决，越是通用软件，盗版的几率就越高。本来开发这些通用软件的成本风险就大，加之被盗版，那就无利可图了。

嵌入式软件

于滨教授说，嵌入式软件将是未来软件业的一个增长点。

日前在北京举行的软件产业发展状况小型研讨会上获悉，2004年我国嵌入式软件收入达到660亿元，占我国软件产值中的30%。据悉，随着全球制造业重心逐渐向我国转移，国内嵌入式软件将会得到更加迅猛的发展，尤其是在移动设备、数字家电、数控机床、汽车电子等领域，我国的嵌入式软件已经崭露头角。

从2004年前100家软件企业排序来看，深圳华为以年软件收入62.2亿元连续三年名列软件100家企业榜首，中兴通讯、海信集团以60.1亿元、44.8亿元居第二位和第三位。前10家企业中，嵌入式软件产品生产企业有6家，软件收入占前100家企业的35.3%。

值得一提的是，华为公司提供的是通信设备，但是其产品中包括大量的嵌入式软件。实际上华为的精彩之处正在于它掌握了通信设备的整体设计、系统设计和软件实施，从它现在所具备的竞争力和员工人数来看，说它是一个软件公司并不为过。目前，华为的嵌入式软件的价值占总销售额的20%～25%。

因此，倘若软件企业能够更好地与其他产业紧密结合，真正地“嵌入”到人家的心坎中去，那么，软件业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日子就指日可待了。

游戏软件

另外，于滨教授还谈到，未来的游戏软件也将是软件业的一大亮点。

2005年1月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2004年中国游戏市场报告》，该报告显示2004年我国网络游戏市场的总体规模为24.7亿元，较2003年增长了47.9%。该报告在公布2004年产业规模的同时还对未来中国游戏产业的发展作出了预测，该报告称，到2009年我国网络游戏市场的销售收入将达到109.6亿元，2004-2009年的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34.7%。

在IDC 2005年1月出炉的《中国游戏产业市场分析与预测，2004-2009》报告中提到，手机游戏也是近几年中国游戏产业的新亮点，手机游戏同短信、彩信、彩铃等已成为电信运营商重要的收入增长点，由于中国有3亿多的手机用户，因此手机游戏蕴藏着巨大的商机。

不过，由于部分游戏给青少年带来了不良影响，让许多青少年沉溺其中不能自拔，于是政府在此方面不愿提倡和鼓励。其实，游戏并非洪水猛兽，关键是如何疏通引导，而不是拦截强堵，自古以来，洪水都是堵不住的。在游戏方面，可以着力发展教育类游戏、益智类游戏等。

虽然软件企业有各种可能发展的契机，但是，这并不代表着他们就一定能够成功，如果我国的软件人才培养问题不善加解决，即使机遇降临到我们身边，它最终仍会与我们擦肩而过。在软件人才培养问题上，可能需要政府牵头做主导，以企业为主来运营，而学校则配合企业需求适当作人才体制改革，甚至是订单式人才培养。


2006年中国软件收入百强昨发布

2006-05-27 北京青年报

本报讯　昨天，信息产业部在第九届科博会上揭晓了“2006年中国软件收入规模前100家企业”排名。华为以软件年收入152.1亿元连续五届名列软件收入前100家企业榜首，海尔集团公司以76.1亿元跃居第二，中兴通讯以63.6亿元排名第三。进入前十名的企业还有UT斯达康、神州数码、浙大网新、熊猫电子、北大方正、浪潮集团和海信集团。

据悉，此次公布的软件企业100强的销售收入占我国软件产业总量的28.9%.而今年上榜的100家软件企业中，新入围的企业达到26家，其中变化较大的主要是后50家企业，更新率超过30%，这反映出我国软件产业市场发展变化较快、企业竞争日趋激烈。

中国软件收入规模前100家企业排名是根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和信息产业部联合统计的全国软件产业统计年报数据，按照企业2005年完成的软件收入规模进行的排定。

回国的八大理由 (ZT)

都说2001年是“中国年”——申奥成功、APEC会议、足球进入世界杯，还有年底给中国带
来巨大机遇和挑战、给中国人带来极大兴奋和忐忑的“入世”。入世到底能给中国带来什么，
如果说其他都还为时过早，有一点是肯定的——入世带来巨大的人才流动。而“海归派”以其国际化
的学历背景、在国外涉足高科技领域的技术优势，成为人才市场的“新宠”。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兼职教授薛澜这样评价留学生对
中国的影响：审视中国过去一百年的历史，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是留学生造的，第一颗原子弹是留学
生送上天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是留学生发射的，第一个工厂是留学生回来创办的。中国每一次向前
推动的力量，近百年来中国每一次经济上、政治上的重大变化和进步，在某种意义上都或多或少跟
留学有关他认为，留学生将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他们将成为世界公民，具有世界性。当然在
观念上，他们都具有一颗火热的中国心，但是行为方式上将体现全球性。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最近发布了一份名为“中国留学归国人员”的调查报告，从留学目的、婚姻
状况、留学收获等几方面展示了留学归国人员的基本状况，通过对1045个有效样本的分析，得出结
论：大部分留学归国人员选择回国后的工作时最看重个人的发展，78.8%的人选择“能更好发挥本人
才能的职业”，而选择“能挣钱”的只占3.3%。出国留学人员最关心的事情是“国家前途命运”，留
学生身在海外，每个人亲身体会了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和命运。选择关心“个人前程事业”和
“生活改善”的分别占第二、第三位。

　　-理由一

　　回到主流社会

　　在中国，如果你问：“栾平是谁？”外国人一定不知所云，而大部分从样板戏时代过来的中国人
都会会心一笑，很自然地联想起《智取威虎山》里那个小炉匠和他结结巴巴的丑态。可是美国文化里
“小炉匠”一类的人物，我们也肯定不知道，即使在美国呆了近20年、美国口音也模仿得惟妙惟肖，
可是对电梯里的笑话还是一脸茫然。正是这种文化层面的深层尴尬，让海外学子在国外总有一种游离
于主流社会之外的感觉，虽然很多人工作在跨国公司、住在富人区、孩子就读于名牌学校。

　　许志敏，湖南人，当过知青，1981年到北京，在机电部自动化研究所工作。工作五年之后，许自
费到美国留学，先在缅因州一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后到波士顿大学读博。毕业后的十年中，先后在几
个公司内工作，在最后一个公司做了五年，到了副总的位置。在此期间，有两三年时间，他为公司在
苏州开办工厂，来往于中美之间，由此引发他归国之想。1999年6月，许辞去美国公司职务，谢绝挽
留，毅然回国，开办了目前的公司。现在他担任北京中一商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许志敏说：“回国的想法我一直有，当初出国的时候，我的想法是两到三年后就回来。但是几年
以后，觉得回国的时机不成熟。于是我就开始读博士，1992年，中国进入一个发展的高潮，但是当时
我正在做博士论文，毕业后在美国又工作了十年。1999年，我感觉美国IT业的发展已经达到高潮。当
时，我的年收入有20万美元，而且是公司的副总。我辞职时，别人都不理解。总裁挽留再三，问我，
为什么要走？我当时没说。现在我自己分析回国的动机，主要是国家的发展程度到了，自己回来有用
武之地，一方面在中国市场上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日后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另一方面也了却了自
己“叶落归根”的心愿。许说，他回国以后面临的最大的考验，就是中国的市场不规范。

　　1987年自费到日本、1993年来到硅谷的马劲，十余年的奋斗使他从高级技术人员成为世界五百强
ROHM公司的美国副总裁。但是，“成为CEO、从事人事管理后，那种文化的差异将会令你非常痛
苦，你是在电梯间开不出玩笑的黄种人，你只有指望你的下一代才能融进主流社会”，正是有感于
此，他决定回国创业。2001年7月15日，他回到上海创办思略微电子公司。马劲说：“我看到了我在
硅谷的职业瓶颈，只有在硅谷工作十多年的人才能真正明白，自己的事业在中国。我想我们到了这样
的时刻了。”

　　-理由二

　　回国形式多样

　　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海归”派越来越成为引人注目的力量。据北京大学人事部副部长刘耕年
介绍，北大在校的1000余名有博士学位的教职员中，三分之一是从国外学成归来的。他说，过去留学
归国的学者主要集中在传统基础学科，如文史哲、数学等，理论性强，应用性差；计算机、电子等方
面则鲜有归国学者。但是今天在北大这些系科中起重要作用的学者教授大多是留学归来的。此外，在
工商管理、法律等应用文科领域也有越来越多的归国学者。

　　刘耕年分析说，归国学者青睐大学主要是因为目前国内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大学的办学条件有了
很大改善，吸引人才的力度也不断加大，归国学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有了保证。同时，北大的不少
系科也有自己较为灵活的用人体制，以多种方式吸引人才。北大目前有10个长期特聘教授，分布在生
物、化学等领域，他们均在国外大学任职，每年有3个月在北大讲学、研究；著名的北大中国经济研
究中心等院系，拥有多位“绿卡教授”——即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同时受聘于该院系，任兼职或全
职教授。

　　清华大学教授薛澜说，在80年代，留学生回国的概念还停留在“学成归来”。而跨入90年代，回
国服务的形式出现了多样性。有的人回国内企业，用高新技术产业本身发展带动传统产业；有的人放
下外国的工作回国创办企业；据我所知大多数取得绿卡的人还在两边跑，或者是在外企工作，派驻亚
洲。

　　-理由三

　　剪不断故乡情

　俞孔坚，曾任哈佛大学教授，回国后受聘北大教授，北京大学专门为他的城市景观设计创办了研
究中心，他自己在中关村创业园创立了“土人景观”设计公司。

　　已进入不惑之年的俞孔坚讲述了一个“一包乡土”的故事：1995年，当他从北京林业大学园林系
研究生毕业、拿到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学位的时候，母亲从家乡村前的风水林里，取来一勺泥
土，精心用红纸包好，亲自交到儿子手里，告诉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要忘了带上故乡的泥土。

　　于是，俞孔坚多年来身边一直带着这包“乡土”——在北京，在美国，到欧洲考察时也带着它，
他从此称自己为“土人”。1997年，“土人”回国了，依然带着这包乡土，带着母亲的期望，带着一
流的科研技术，回国致力于发展中国的景观规划和城市设计事业。

　　“故乡情结”不仅是促成他回国的重要原因，也是他城市设计理念的灵感和源泉。俞孔坚的城市
规划、区域景观、居住舍区、旅游风景力求充分体现“天——地——人——神”的和谐，把握自然、
历史、文化和人类的和谐，创建现代化的生态城市、生态景观。

　　回到中国的俞孔坚感到如鱼得水，他说，没有一个外国人会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他更了解中国
的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心理特征，他能够将先进的设计手段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审美结合起来，让
作品更加人性化、自然化。俞孔坚这样定义“土人”的理念：土人即乡土人、土人即民族。他将艾青
的诗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为什么眼中包含热泪，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理由四

　　中国市场好大

　　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赴美留学后又回到中国的刘驰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发展的国家，有许
多机会。他说：“美国有80多万律师，光是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注册的律师就有五六万人，没注册的律
师还有相当的数量。而中国全国才有10多万律师，可中国有将近13亿人口，美国只有2.5亿人口，可
见律师在人群中所占的比例相当悬殊，市场之大可想而知。”

　　在美国硅谷从事家电芯片行业的马劲，从打算回国到真正动身用了两年时间。在中国成立公司，
马劲看重的是中国未来的庞大市场。“五年前，我和中国家电厂家谈芯片，他们仍是敬而远之而大谈
搞价格战，在今年，他们开始发现真正需要我，所以我回来了。”

　　风险投资家吕强与李人洁认为，市场是硅谷回国潮的关键。美国硅谷有信息、人才与资金优势，
中国台湾地区经过多年国际竞争，在压缩成本与工艺制成方面有优势，而中国大陆最大的吸引力是庞
大的市场与人力优势，缺的是经验。在硅谷的华人精英最早看到这一点，也明白只有他们才能整合这
些优势。

　　英特尔公司投资总经理DUANG KUANG称：在未来的5至10年中，从硅谷和世界各地回来的华人
创业者将给中国带来50至100个产值达10亿美元的公司。

　　-理由五

　　我的压力和责任

　　韩庚辰，农民出身、在海外种子公司摸爬滚打了7年，后回国发展。在中关村创业园区，圈内人
都知道他的一句“名言”：“我要让中国的农民用上最好的种子。”

　　作为多年来研究种子的国际种子专家，韩庚辰回国注册了自己的种子公司——奥瑞金种子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经过几年的发展，如今他的玉米种子在中国农业市场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占有率，在全
国建立有5个种子基地，去年的销售额达到5000多万元人民币，今年有望达到7000万元。

　　1984年赴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读书的韩庚辰，先后担任国际玉米小麦改良(墨西哥)博士后，美国
先锋种子公司研究员。总是戏称自己是农民的他说：“我生在黄土高坡、长在黄土高坡，最终还是要
归根大黄土高坡的。”他选择种子栽培技术为研究方向，就是“要让中国的农民用上最好的种子。”

　　他说：“作为一个中国的农民，我有这样的压力和责任。”奥瑞金公司的核心工作就是通过现代
化的科研手段，培育、改良适合于中国不同地区种植的高产、优质玉米及其它农作物新品种。

　　-理由六

　　不再隐晦名利

　　王永强，1996年从中国毕业出国，在美国一所不太知名的大学中读MBA，毕业后回国，创办宜
家家居网站。如今公司40人规模，声称“做得很艰辛”。

　　“我在出国的时候，就想好了要回国。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机会当然还是在中国多。目前中国
人的生活水平提升了，这主要反映在家居生活的水平提高，必然会投入很大的资金。再加上中国房地
产业发展良好，这对于我的事业，无疑是利好。不久前，北美一个商业协会的主席到北京来，他说，
中国的情况非常好，市场潜力很大。”

　　王永强认为，风险所在，正是机会所在。在国外有很多机会，但是中国的机会更多。与国外相比
较，国内各方面的配套措施还不完善，但如果坐等或犹豫不前，就会错失机会。如果等一切都完善
了，机会也就没有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风险越大，机会越大。

　　采访中印象深刻的是，一位非常坦率的留美博士“语惊四座”，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耻
于谈个人利益，归国者大多羞于承认自己是为名利而归。坦率地说：当初出国，一些人求的是名利；
今天回国，依然为的是名利。这没有什么可羞羞答答的。我想说的是，人的名利之心本来是社会发展
的原动力，根本没有必要去贬损它。社会的体制是否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原动力，是否能规范和引
导人的本性向着既有个性表达空间，又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方向发展，是区别一个社会优劣的重要标
志。”

　　-理由七

　　好项目没国界

　　从小生活在清华大学的齐欣，1984年从清华建筑系毕业后留学巴黎，1997年在香港工作两年后回
到祖国。他坦言：“回不回国对我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对于齐欣来说，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他视之为生命的“项目”。他常常说：“一些好的项目可能
一辈子也碰不上一个。”回到中国，他就碰到了这样一个难逢的项目——由国家财政部、世界银行贷
款，国务院国家会计学院要建立一所专门培训银行行长的、号称“经济建设时期的黄浦军校”的国际
一流学校。7个亿的投资一半会用在建筑上，这是最让齐欣心动的东西。

　　齐欣是为建筑而活，为项目而流动的人。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好的建筑师应该是没有地域性
的”，并承认自己的地域性就不是特别强。为此他去法国、去香港、去世界各地采风、画图、找灵
感。最终他选择回来，也是为了更好地做项目。他客观地分析了自己回国“感觉很好”的原因，归纳
出了三点：一是发现自己带回来的东西都有用；二是国内工作好找；三是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建筑市
场。

　　出于职业需要，齐欣到过许多城市，他评价说维也纳和马德里最适宜人类居住，但他还是最喜欢
北京，喜欢北京的幽静和大气，喜欢北京对政治的敏感和宽阔的人行道。不过，也许他迷恋北京的深
层原因，是因为他本人就是北京人，所以对北京的优点体会得特别到位。

　　-理由八

　　回国自己做老板

　　刘建亚，198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1991年进入加拿大一个生物技术企业参
与产品研发，1995年回国创业。目前他担任天津泰达华生生物园首席执行官。

　　刘建亚说：“创业是艰辛的，我本人也经历了其中的酸甜苦辣。随着对国内环境的深入了解，我
和很多已回国的朋友们都深深体会到大家应该展开合作，聚集资源，建立更大的团体发展，融入到整
个国家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大势中去，从而在国际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经过几年的努力，刘建亚的
天津比特菲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在全国建立了14个办事处，产品在一万家药店和超市中形成了销售网
络，公司的规模也迅速扩大。

　　朱荣辉，30出头，留着惹人注目的络腮胡子，意气风发中颇具男子气概。他去年从美国回国，现
任北京美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裁兼董事长。

　　毕业于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的朱荣辉，一开始并没有选择出国的道路，而是先后进了两家外企，
受聘于飞利浦霍尔兹曼和摩托罗拉两家著名的跨国公司，任高级经理和顾问。此后，经过深思熟虑，
朱荣辉决定出国留学，然后回来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事。“我们许多在海外留过学的人都深深感到，只
有时时将个人的发展与祖国的繁荣富强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使个人的价值得到实现。”
　　
资深风险投资人、宏基风险投资基金吕强说：“在美国硅谷，出现过三次回国浪潮：第一次是
1999年前后，以亚信田溯宁为代表的极少数精英；第二次是一些资历非常短，大多只有一两年硅谷
工作经验的留学生带来的‘.COM’浪潮，更多的是肤浅的融资神话；这第三次是真正的硅谷精英的回
归，在美国扎根十年的他们，不仅带回了硅谷科技开发的精华和中国最缺少的高科技工程系统管理
经验，而且带回了硅谷的市场网络。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现象。”

　　在硅谷华人中，还有大量的人正站在回国的门槛边观望。2001年5月，硅谷经济研究权威——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李安娜教授在对2000名硅谷移民的最新调查中发现：占硅谷外来技术移民46%的华
人(大中华区)中43%愿意在未来合适的时机回国工作，77%的硅谷华人称自己已有一个以上的朋友或
同事回国。她判断，中国加入WTO之后，这将是一个普遍的心理潮流。